my refined neurosis 我的官能症 : Upsaid Web Journal

my refined neurosis 我的官能症 :: 【Bedeutung】分析的必要

Thursday, November 11th 2004

【Bedeutung】分析的必要 | 9:40 PM

PGY訓練，雖然輕鬆，但是並不見得讓你自在。有很多的章要蓋，很多的文書要寫，很多的上級要敷衍，很多的魚要摸。曾經答應自己來新竹一定要念國考，可是卻發現念不大下去。很多因素造層這層焦慮，包括還沒有拿到的執照，雖然很多人已經幫我「開釋」了。包括編書，但不是等稿等得心急，也不是因為打算去「策略性拖延」被交付的任務。我把許多精力放在樓下的百事達，還有不遠處的網球場。

騎著自行車進入清華的校園。一陣涼爽。很難去想像校門內外那樣極端的差別。其實更應該說，很難相信自己還有重溫校園生活的一天。七年來的醫學院生涯，了不起只能算是技職教育。光是帶在身上的氣喘病，就有五百多篇臨床指引要背，這要你實習幾年都消化不完。執照也是考這些東西。而你怎麼實地去接觸病人，如何去理出臨床徵候、實驗數值之外，病人的照護、安置、家屬的要求、自己的妥協、面臨的倫理困境......沒有多大的必要。畢竟在醫學中心裡，你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這樣做。光是應付評鑑的文書處理就要你的命了。

而我竟然可以跑來大學裡面聽演講。雖然演講的主題是精神分析，卻有點尷尬，好像自己應該是個旁觀者，偏偏又只有我有過臨床經驗。雖然自己是精神科的，但是在科裡面，很少人鼓勵你往這裡頭鑽，因為冷門，因為「不科學」，因為沒有收益，因為沒有用。在小小的圓桌會議室裡，文學院的教授跟學生們開始討論起精神分析的可詮釋性和不可詮釋性，他們懷疑學說本身，更懷疑它的臨床價值。

就好像不久前才讀過的，難以探處的心，那是一位美國記者Janet Malcolm寫的，她質疑精神分析是一項「不可能的專業」。因為分析本身的不完整，因為分析過程面臨的種種壓力，因為病人總是反抗甚至逃離。而在圓桌討論室裡，演講者，精神病理學博士，一面質疑，一面也為學說辯護。但其他的教授們，則都會先提過一遍自己所專長的學說，或是自己的研究，然後再文謅謅地批判起來。

提到德悉達和拉岡，教授們不免要拉高尾音，說成「de-rri--DAHH！」和「la-CANN！」遇到某些原文字，就不免要說，這個我想沒辦法翻譯，除非你去了解背後的意思：「Bedeutung，這個字有一種要說、被賦予意義的要求的意思，不過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麼...」。而我懷疑的是，大夥真的在討論精神分析本身嗎？想起不久前高醫性研所的成老師在email裡面提醒的：「你想走學術的路，如果是種對於臨床的逃避，那就錯了。」「在這裡，你休想要用兩條腿走路，除非你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想到這，不免對討論室裡的氣氛感到一陣涼意。

儘管如此，騎著單車在清華裡面亂晃，的確感到自己是如此分裂而破落的。倒不是還在牢騷工作跟自己的期待的落差，不是抱怨當醫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初衷。演講者的振臂一呼，似乎帶來了那麼點亮光。他說：「中文世界的精神分析，就快要誕生了。」嘿，這也絕對不是說我們的精神分析學會要在年底成立的意思喔。西方的精神醫學界有這樣戲謔的場景：每年學會召開的時候，一群人穿著白衣，一群人士穿西裝戴高帽的。這樣的情景會不會出現在我們台灣？如果你心裡模擬這種畫面，一定是很好笑的。你會說：「這是東方啊！」

不過我應該是過度焦慮了。這幾天看了一堆電影。對，剛剛我說了，樓下的百事達讓我稍微排遣了一些無聊跟無奈。你如果不喜歡湯姆克魯斯的《末代武士》，好，那就烏瑪舒曼的《追殺比爾》吧。再不喜歡，租個比爾莫瑞的《愛情，不用翻譯》來看看。電影裡，好萊塢大明星Bob Harris為了代言Suntory，在東京所遭遇的一切五光十色。跳舞機、柏青哥、西洋音樂pub......，極端卻交疊的符號與元素，沒有角力，只有相安無事的共處。你慢慢會了解，這樣的電影，或者說是藝術大紅大紫，變成新的殿堂、新的聖經和新的美學的原因。或者你應該說，來龍去脈。

因為精神分析是不輕易講「原因」的。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症狀的意義，讓各案自己去了解、頓悟，自陳，然後解決自己的神經症，這樣的「詮釋性」比現象學還要深入，更遠比病因學、處方來得重要。它不是臨床精神醫學裡所用的DSM(診斷準則)。除了症狀，精神分析的本身由於不是一項客體、不是一套工具，它擁有理論的困境，有背後的意義。你要研究它，絕對還必須涉及精神醫學運動史的研究，你要建立一套史觀，然後還要把它放在歷史中接受各種史觀的批判。演講者說了，要有「Bedeutung」！

今天的精神醫學，頌揚強者，重視數據─尤其是大數，承擔責任，集體優先於個人；另一端，應該是追求平等，滿足感性與神秘，強調主體的獨特、事務的相對和可被詮釋。雖然有些事物的確會抗拒分析，像是夢的本身。也因此，當然有更多的主體是「不可詮釋」的。總之，精神分析不是DSM，它不能被客體化，因此當我們在追索事物的原由，便容易進入「以陽具為念」的化約烏龍裡。就連R1的四個多月日子以來，每次當你報病例，提到「社會心裡層面」，就會馬上被質疑你要進入「病因學」。事實上，人沒有那麼簡單。

精神分析應該是滿全於後者的，但是它沒有。你沒有充裕的錢來負擔龐大的分析費用，你沒有足夠的智力能夠與分析師彼此會心。你沒有時間，健保也沒有給付。精神分析與「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依然不同。它依然是被冷落的一塊。然而，回過頭來想想，精神分析真的是我選擇了行醫的目的嗎？如同《愛情，不用翻譯》裡的大雜燴場景好了，我們就這樣輕易地進入這樣的情境。

我「策略性拖延」那本被要求在立委選舉前要編完的書，不也是下意識地(其實是意識的)企圖締造和諧一至的理性共同體，維護一個罅隙縱橫的差異，避免下一個對立場面、荒謬記實？你說，精神分析可不可以也很後現代？在這樣翩然降臨的時代裡，差異和多元都不可輕易化約，而同方卻可以讓人任意懷疑。如此一來，你不積極表態自己的立場。似乎要等待一個超越的姿態，一個道德的聖者，一個比真理還要模糊糾結的真相(天啊，竟然跟兩顆子彈有了關係)。你的等待被貝克特說中了，果陀是不會來的。

也因此，我不能去要求這樣一個無聊又無奈的訓練環境；也不能去要求生活，為持在同一個色調；思想，逗留在充滿綠意的古境，鼻息散發出木頭的沉香。因為就像文章的前幾段裡所一再重複的「倒不是，也不是」，事實上是在提醒自己，還有更複雜的背後。在詮釋的泥淖裡，我逐漸感到一股分析的必要。在逐漸暗沉的竹塹暮色中，在我單車雙輪的運轉之間，在巧遇的迷路烏龜背上的殼紋裡。

把烏龜交給路人，看起來像是學理工的路人，他聲稱自己對水族還有一套，不會隨便把牠煮來吃。

於是我放心地回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