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urt》的歌詞的開頭，Cash唱道：「今天我傷了自己，為了明白我是否還擁有感覺，我專注在痛苦上面，那是唯一真實的事件。」已經垂垂老矣、重病的他，活在那樣不穩定的血壓變化、陣發的頭痛、重疊的視覺裡，縱使這個世界更顯烏瘴，就像他每況愈下的運動神經，愈見萎縮的肌肉，最後就連呼吸、吞嚥和排泄都開始出現問題，他的憂鬱如初，對於神與天堂的定義，卻也依舊世俗如初、美好如初。
Johnny Cash死了，死的時候是一個搖滾巨星。一個我還沒真正認識的巨星。
那是一小段音樂錄影帶，歌名叫做《Hurt》，演唱的老人叫做Johnny Cash。由於畫面來自網路，解析度不是很清晰，大體上不算是一個精緻的體驗。但我卻忍不住地重複撥放黃昏裡飛行的烏鴉、靜謐湖邊的小屋、淋上烈酒狀似即將焚燒滿桌筵席的畫面。最後，他蓋上琴蓋，音樂結束地非常率性。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他最後一次錄製音樂錄影帶，由於罕見神經疾病Shy-Drager syndrome的侵襲，他已經不堪負荷舟車勞頓，與導演磋商之後，選擇在那什維爾的自宅進行錄影帶的拍攝。嗓音依舊深沉宏亮，歌詞依舊多愁善感，表情依舊節驁不馴，他還答應經紀人，接赴舞台劇的演出。但所不知道的，那次的錄影帶拍攝，已經對著廣大的歌迷以及他痛愛的世界唱出告別。
我在螢幕前暗自猜想，當他幽幽唱出「I will make you hurt…」，跟自在地吟唱著「Oh come, oh angel band」的時候，到底歷經了多大不同的心境？一個瀕臨過罕見疾病凌虐，選擇了超克的肉體，和年輕時玩世不恭與抵抗，所激發的創作靈感，還會是相同的嗎？一個人要忍受過多大的精神煎熬後，才能懂得放下？要體驗過多少肉體摧殘的羞辱之後，才突然想要後悔？又要對某種生命裡的某種元素，握擁多大的堅持的時候，才會視那些精神與肉體之物為不見，在將近五旬的創作路上一再地掙脫，而能夠遊刃有餘？
Johnny Cash以一個鄉村音樂的代言人、葛萊美獎傳奇的身分翩然離世。人們懷念他的歌，不只懷念他對世間之愛的詮釋、對上帝的詠嘆，甚至還有對黑暗世界的描寫。這位曾與貓王同台的樂手，早在一九五五年，搖滾樂正隨著一股青年反叛的風潮興起的那年，便出了道。事業起始的時候，音樂多半簡單直接，符合當時音樂與社會中次文化元素密切相關的高度原真性。綜合著民謠的溫吞、搖滾樂的叛逆、鄉村音樂的傷感，將近五十年來，Cash擁有上百首的唱銷歌曲。厚實的演唱功力和深擄人心的音樂內容，而使他一再能推陳出新。最不可思議的，Cash音樂的內容從未被接續而起的龐克、重金屬、R&B淹沒，也未被逐漸嚴重商業化的體制綑綁或是榨乾。
他在2003年的秋天死了，以一個巨星的架式。死前最後一支音樂錄影帶，仍在音樂電視台、網路上廣為流傳。一襲黑衣，穿梭半世紀的煙雨，在華麗與虛無並存的唱片行裡頭，他的專輯永遠靜靜地躺在一個角落，一個雖然起眼但並不誇張，平易而又深奧的角落。究竟他樂曲的質感，何以那麼一致？曾經因為太過暴力，被公共舞台禁絕，到發現了聖經，一生為福音奉獻，為什麼他流傳天下的專輯，除了《上帝》、《愛》之外，竟然還包括了愣人為之悚然的《謀殺》？
十多年前，台灣也死了一個搖滾巨星，名叫薛岳。我認識這個名字的時候，年紀還很小，但我能能清楚記得那時，依舊只有三家無線電視台的年代，在他最後一場現場演唱會上，因為惡疾而幾近透支的體力。他的眉頭深蹙，頸部的靜脈浮腫，眼球幾乎要爆出血來。他流淚唱著：「如果還有明天，你想怎樣裝扮你的臉？如果沒有明天，要怎麼說再見！」不久之後，一個以清新動人的曲風席捲台灣的基督徒重唱團體，推出了「我知道我還有明天」專輯，似乎有意要對比著薛岳的「自暴自棄」，同樣是歷經病魔摧殘的心路歷程，卻是截然不同的兩樣情。至今在教會界，很少人認同《如果還有明天》；在教會以外，卻更少人聽過《我知道我還有明天》。這是一道殘忍的割離、兩個浴火的生命、兩種歌聲、錯位的價值，兩相較勁。
薛岳的哭喊，像推動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一般。他哭肉體的脆弱、世界的離棄；但他也笑，笑靈魂的不死、歌聲的永傳。不久人世的他，仍在舞台上嘶聲力竭的唱著：「灼熱的生命，慢慢地燒，把煙霧都撥開，無悔無恨地走下去。」對比那樣狂放的情懷，反而，我拒斥許多洋溢陽光和笑臉，被拿來在大型體育館、會議中心「造勢」，佯裝美滿的福音歌。但是不可否認，面對那樣巨大的肉體雖殘，儘管有人寧願承受那不可曲扭的重量，選擇抗起，去檢視自己靈魂的脆度；儘管有人選擇釋下一切，懇切的求告自由代替毋妄而徒勞的追趕；儘管兩相迥異，卻都是他們各自對生命的大徹大悟。
古早的教會有一句格言：「Lex orandi, lex credendi.」「祈禱的法則就是信仰的法則。」我們怎麼崇拜，就可反映出我們相信什麼。的確，我們的生命都是會面臨騷動、攪亂的，在我們所深信不移的神蹟、聖靈之外。面對時刻靜默的上帝，在信仰還未調和的土地上，我們經常面臨的撕裂的情境，是存在的。上帝不曾坐視不管，Johnny Cash同時寫下《上帝》、《愛》與《謀殺》三則那樣疏離的音符的時候，也同樣宣示了他的信仰法則。
知道有Johnny Cash這號人物，是在成為基督徒之後，也是開始把眼光投向「嚴肅音樂」以外之後。在領受上帝的五年之間，同時也是自己以流浪進行衝撞，以衝撞獲致思考的「叛逆期」。我離開了參加了十幾年的合唱團、開始不再熱衷校園團契、教會詩班，開始思考這個西化嚴重的社會，文化主體的處境，開始懷疑自己以小康幸福和平步青雲打造的「走資派」身分，與同好們在街巷裡奔衝，開始創作、開始寫詩。浪漫與不切實際，宛如以一個「反動派」的後工業時代遊民自居，在疏離而無根的街頭，思索著到底怎樣的社會資源，才能滿足所有在醫院外、教會外、階級之外的「下層結構」的需要。
Johnny Cash說：「對我而言，鄉村音樂即是上帝。」這恐又要招致許多褻瀆的指控。就像去年年底「朱約信、豬頭皮合著」的《2008暢銷CCM TOP10》一般，說「他們」「另類」，情節已經算輕。Johnny Cash甚至認為，對他而言，在監牢裡跟一位犯殺人罪的獄友說話，跟在殿堂裡與美國總統對談，實際上是沒有差別的。鄉村音樂，也許正如他在翻唱的單曲裡〈Personal Jesus〉所告白的：「那聽你的禱告的人，那真正在乎你的人，在你身邊的人。」令人莞爾的是，台灣的流行樂界，大多只著墨他與U2主唱Bono的友情；狂熱U2的，卻又不見得理會他對刪除第三世界外債所做的種種努力。而教會界所關心的，竟是「他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想要明白「真相」，也許又要掀起一番「屬靈的爭戰」了。
Johnny Cash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一個人人緬懷的搖滾巨星。而我所謂的「人人」，其實也只意味著白人、西方世界、中產階級。在世界更多的角落，聽不到鄉村音樂、聽不到福音的角落，依舊充滿頻仍的瘟疫、戰亂與死亡的國度、只有接續不斷的訴訟、人的審判，甚至無以根除的慣竊、連續殺人狂的監獄裡、療養院中，預後不良、基因注定，被人間遺棄，多不勝數的「各國、各民、各族、各方而來」的肉軀們，在他們之中，有任何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獲得潔淨的餘地，也有任何「主的旨意」，嗎？
在《Hurt》的歌詞的開頭，Cash唱道：「今天我傷了自己，為了明白我是否還擁有感覺，我專注在痛苦上面，那是唯一真實的事件。」已經垂垂老矣、重病的他，活在那樣不穩定的血壓變化、陣發的頭痛、重疊的視覺裡，縱使這個世界更顯烏瘴，就像他每況愈下的運動神經，愈見萎縮的肌肉，最後就連呼吸、吞嚥和排泄都開始出現問題，他的憂鬱如初，對於神與天堂的定義，卻也依舊世俗如初、美好如初。
故人已遠，歌聲已杳，沒有了Johnny Cash的下一個時代將會是呈現怎樣的風貌？曾有一度，左翼樂團的主唱在「衝擊樂團」的紀念會上，激動地說道：「我開始相信，一首三分鐘的歌改變世界，是有可能的！」然而特立獨行五十年的Johnny Cash，並沒有改變這個世界。也許，將有越來越少人在音樂、信仰的路上孤軍奮戰，也許，我們都要在「明天會更好」、「手牽手」那樣和樂融融的氣氛中，一路並肩到終於無歌的天堂……
而我們猶可在一些雜亂無章，我們更無力翻整的街角，瞥見一個熟悉的黑衣人，率真地遊蕩。或是聽見一組簡單的吉他和絃，一道低沉的嗓音，依然很鄉村地唱著：
“I will keep myself; I will find a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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